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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年后,我终于“港漂”上岸
2023-08-26 16:39:21来源: 凤凰网©

来香港以前,鼻炎常年困扰梁茉。今年是她在港的第六年,她只要继续留下工作生活一年,就能正式成为香港人。


(资料图片)

她出生在河南一座三线小城, 2017年从当地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,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硕士。香港硕士学制一般只有一年,学费约十万元,加上学校世界排名靠前,国内认可度高,和内地文化差异相对小。和她一样,许多内地学生都把香港看作留学的“高性价比”之选。

梁茉还记得,初到香港,飞驰而过的车辆经过身边,带起一阵风也不见扬尘。“空气不一样,鼻炎也不再犯了。”只这一个微小的理由,她决定留下试试。

毕业后,根据政策,留学生们会获得一年过渡签证找工作。接下来,如果能在香港持续工作生活七年,他们就能够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。

和梁茉类似,许多内地年轻人们来到香港,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日复一日生活的足迹。他们共同的身份是:“新香港人”。

事实上,随着疫情后香港进一步放宽各项人才计划申请条件,香港新移民数量迎来大幅增长。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,香港停止了总人口连续三年下跌的情况,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15万人,总人口数字约750万人。

放宽的人才政策包括取消对“优才计划”申请总人数的限制,推出“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”,吸引高收入、高学历人群来港;今年7月,港府计划再次拓展吸引人才的规模,符合人才政策的院校名单不再局限于世界排名前100位高校。

不过,据媒体报道,虽然越来越多符合人才计划的年轻人已经获批长期签证,但他们依然对于是否留港生活处于观望态度。

凤凰网采访多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年轻“港漂”,还原他们的生活与留港选择的心理过程,试图为更多人提供参考。

职场不卷,也不问结婚和生小孩

梁茉觉得,与现今港府引导的“八大中心”建设需要多个行业人才的方向有所不同,多年前,在香港要找到一份和自己专业“对口”的工作并不容易。

当时她就读的环境专业,是在生物学大类下——一直以来,因为就业情况不好、工作环境辛苦等,生物学被称为“四大天坑之首”。她毕业的2018年,许多同专业的毕业生因找不到对口工作、无法承担生活成本,纷纷回到内地,留下的同学有做金融的,做物流的,几乎没有一个在做专业对口的工作。

“当时为什么很多人毕业后留在这里卖保险,就是因为没得选。相对来说,保险公司招聘的人数会多一些,对新人的包容度也高一些。”从香港城市大学读完硕士后留港五年的郑雨说道。

《经济导报》曾提到,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,2021年9月的月薪平均为1.96万港元,其中60%以上的人月薪超过2万港元。郑雨曾经有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,每月薪资约1.5万港元,比普通售货员高不了多少,后来这位媒体从业者转行去了金融业。

虽然当时找工作不易,但不少受访年轻人告诉凤凰网,没有在香港职场内体验到“内卷”的情况。

“从能力、学历、背景上,我都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,但在香港,我也有机会进入到本地一些大公司。面试的时候不会问太多年龄问题,不会问有没有考虑结婚、生小孩。”留港五年的郑雨说。

从一开始,郑雨就没有指望找到“对口”工作。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助理,主要是帮助欧洲客户下订单,准备出口报关文件,跟进物流进度等等。干了一年多,她顺利跳槽去了一家规模几千人的本地大公司,做起了HR工作,一做就是三年。

在这之前,她没有任何人力资源的学历背景或工作经验,这段经历让她感慨,尽管当时可选的行业不如内地多,但香港职场的“内卷”程度远远不如内地,“这么大规模的公司,愿意给我这样的‘小白’的机会。”

刚开始做HR时,郑雨主要负责计算薪酬、福利,每天和数字打交道,这需要非常熟悉香港的劳工法。最低薪资是多少,工伤保险如何处理, 税务怎么上报给税局,每天接受着“爆炸”的信息量,回家累得倒头就睡。即便如此,她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加过班。有一段日子,受公司人事变动影响,离职同事较多,她常常在工作日下班后加班,但公司严格按照每小时60港元计算加班补贴,每个月她会多出几千港元的收入,“心理上是能平衡的”。

在内地读本科时,她马不停蹄地连轴转实习,并不是因为勤奋,而是周围人都是这样,如果自己不做,就会陷入“找不到工作”的焦虑中。在香港,她似乎找到了更为舒适的工作节奏。

之后,郑雨跳了槽,仍然做HR,工作内容开始涉及招聘。每天大规模的招聘,参加劳工处不同地区的招聘会,让她逐渐了解香港劳动市场。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,会聘请许多所谓“白卡人士”,也就是存在一些智力或精神障碍,但不影响正常社会融入,或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人士来工作。

郑雨说,由于本地人才流失、出生率降低,现在香港本地的服务业,例如零售、餐饮、建筑等人员,以及高端行业如医护、律师等都大量短缺。她所在的公司,像基础文员或零售工作,只要是一份全职工作,收入基本都是1.4万港元起步,稍微辛苦些的仓务员,工资已经加到了1.8万港元一个月。

在招聘市场上,很多接近60岁的中老年人仍然在工作,他们享有选择权,能轻易手握几个offer,会对HR说:“我已经有offer了”,或者“我想找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”。

“现在人很难招。”郑雨说,但另一方面,这也反映出在香港职场上,“年龄”不会成为太大的影响因素。

郑雨的公司常常在政府劳工处上刊登一些职位空缺,比如前线零售门市的销售岗、仓务员等等。她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大量电话问:“我现在人在内地,我可以申请你们的职位吗?”

郑雨总是回复,公司没办法帮忙申请到签证,而且需要至少有基础的粤语水平。不过,随着政府开始着手开放外劳计划,她判断,未来香港的就业市场上内地人会越来越多。

“从生活、教育各方面,香港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。”骆勇是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的主要发起人,也是协会会长,他告诉凤凰网,年轻人才、高端人才仍处于观望姿态的原因或与香港产业发展的局限性有关。

“很多高端人才,在香港找不到对应产业。”他认为,湾区有很多产业发展得成熟、配套完善,如果和内地配套,香港就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建设作用,“我认为这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。”

学粤语,香港社会的“入场券”

在香港,粤语是融入社会的入场券。

梁茉读硕士时,班里70来个同学,只有10个是香港本地人,其余大部分来自内地,同学们之间可以用普通话无障碍交流,而老师上课通常讲英语。毕业后,她在补习机构工作,周围的同事、老板都是内地人,上课也用普通话教学。梁茉本身是个不热衷社交的人,圈子里几乎都是内地朋友,一直待在普通话的“舒适圈”里。

2021年,受疫情影响,补习机构学生流失了不少,梁茉不得不换了一份工作,去一家香港本地建筑公司工作。这时候,她才发现,这个岗位需要用粤语和大量香港本地人接触,一方面要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培训,告诉他们一些环保事项,另一方面要在办公室里写各种各样的文件,给甲方做报告、开会。

而她一点粤语都不会,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学习。

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梁茉男朋友身上。毕业后,他进入了一家中资企业做物流采购。当时部门负责人曾经评价他:“小伙子什么都好,就是不会讲粤语。”因为不会讲粤语,男友上班很吃力,接触的工友中有很多甚至不会打字,经常给他发一段语音,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。

两人下决心开始学习粤语。起初,梁茉一看到别人张嘴就开始紧张,不仅要担心对方说的时候听不懂,还要担心自己的回答对方听不懂,脑袋里还要疯狂运转,在两种语言里来回切换。

“有时候我说一句,他没明白,我就不敢再用粤语说第二遍。心里在想,究竟是我说得不对,还是我的声音太小,他没有听出来?然后我会用普通话说一遍,有时候他听懂了,会纠正一下我的读音。实在交流不上来就写字,还好中文都是能看懂的。”

半年时间,梁茉才基本适应日常交流。

郑雨和梁茉的经历极为相似。她们一样从内地人几乎占80%以上的研究生班级毕业,常常看不懂街上的霓虹字或餐厅里的餐牌。找工作时才突然“当头棒喝”,发现不会说粤语,在香港本土社会里几乎寸步难行。

“如果不会粤语的话,想要融入任何一间本地人占多数的公司都是非常难的。”郑雨说,当时不光整个部门只有她一个内地人,就连整间公司几千人,也都只有两三个内地人,“真的不用指望有人能跟你用普通话交流了。”

她那时在YouTube上关注了很多本地人,经常看他们的视频,习惯粤语使用的生活场景。出去购物的时候,她抓住一切机会跟店员讲粤语。刚开始内心很尴尬,一个句子里会有好多字念错,但她硬着头皮照讲。几次之后,她发现店员们的表情很平常,并不觉得有任何怪异。就这样每天跟同事、朋友、陌生人练习,到了毕业快两年的时候,郑雨基本上能完整说出所有句子了。

香港的第一道门槛:“太贵了”

2017年8月,梁茉从老家河南坐了七个小时高铁到深圳,接着从深圳入境香港。

那是一个台风天的下午,正值“8号风球”过境,下着暴雨,香港的小巴车停运。她拖着行李箱,好不容易打到一辆的士来到租住地。这是一栋位于九龙广播道的老旧洋楼,这片区域被人称作“广播道的贫民窟”。

合租屋总面积只有16平米,屋勉强能挤下4人。踏进门,是一条过道,两边摆放着两个床位,其中一个床位贴着阳台飘窗。往里走一些,两侧各有一间卧室,全都是单人床。过道走到底是洗手间,紧挨着洗手间门的是一间小厨房。过道和两个卧室都有冷气机。不过,房子太老旧了,各处都能见到漏水,冷气机和其他设施一样,用起来不太顺畅。

和梁茉一起同住的,是三个留学生,每人在各自的4平米个人空间内,拥有一个储物箱和一张写字台。房租平摊,折算成人民币,每人每月负担四千港元。为了公平,私人轮换着住卧室和过道。

因为工作需要,她又接连换了几个不同的租住地点。现在,她在一所港岛上的公立学校教书,住在九龙,每天早上要坐地铁过海。

尽管生活渐渐稳定下来,但买房对于梁茉这样的“港漂”来说,仍然遥不可及。

为了尽可能省钱,年轻“港漂”们锻炼出不少生活技能。

郑雨毕业后点外卖的次数只有10次左右。因为外送费很贵,即便餐饮店就在楼下,外卖运费15港元起步。她开始跑菜市场买菜、自己做饭。

除去偶尔加班晚了,公司报销车费之外,她也很少搭乘出租车,因为“太贵了”。不到20分钟的距离,就要收100多港元。有一次,她出门倒垃圾,没有带钥匙,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。她找来一位开锁师傅,从楼下铺面上楼,开锁,不过几分钟,收费350港元。

香港的住房大多都有些年头了,疏通下水管根据小区环境、所在楼层等阶梯收费。房屋越老,楼层越高,收费就会越贵。

“疏通管道三两下搞定了,但是收费七八百港元。任何涉及到人力的地方,都要三思而后行。”郑雨说,在港独自生活还让她学会了下水管堵塞的疏通方法。为了节省成本,她尝试过自己买“通渠水”倒进管道里,但效果有限。后来,她发现了一种细条形的工具,可以伸进管道深处,转动手柄,就能吸出里面大团大团的头发,和积存的各种阻塞物。

在一次又一次探索中,“港漂”们正在学习适应着这个“更高人工成本”的地方。

走上一条“未选择的路”

留港六年,梁茉身上发生了一些改变。

去年9月,在经历过培训机构和建筑公司的工作之后,梁茉来到香港一所公立中学当老师,主要教初中生普通话,以及教非华语学生中文。

普通话是中学的必修课,课表上,每个班每六天有一节普通话课。初中总共三个年级十四个班,她要教十个班的普通话课,还有一个班的中文课,平均每天排上三、四节课。

学校的普通话考试评级只会在成绩单上出现一下,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、评优或其他任何指标。不过,即便是语数外这类主要科目,在这所位列Band1的中学里,很难能见到“做题家”。“他们不是像内地学生那样按部就班的,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,没有那么‘乖’。”梁茉说。

每天下午的七、八、九节课,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,比如参观故宫博物馆、体验3D打印、游泳比赛、跳绳比赛、辩论赛、书展,所有学生只要报名都能参加。如果跟课程冲突,他们就不用上课了,这也导致很多被占用的课程很难补回来。梁茉常常接到通知:“某某班某某学号某某姓名的学生会在某某时间段参加某某活动,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课堂上,请你多多包涵。”

“学生们不会为课程做出让步,他们觉得活动和上课是同等重要的。”此外,她还会收到各种各样没有在内地学校见过的请假理由:“今天我生日,我就不来上课了”,“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旅游,这段时间请假”,等等。

从小生长在河南,经历过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高考竞争,一开始,梁茉对于这些情形感到匪夷所思。这些学生有自己的想法,更加自我。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?她开始思考这些问题。

“我从小是‘好学生’。上学的时候,老师说了什么,就好像圣旨一样,我都会服从。对于老师来说这或许很好,因为老师很容易掌控课堂,能很好进行他的教学计划。对于年纪还小的学生来说,这或许也不错,他们没有成熟的判断力,老师会教会你怎样是正确的。但是随着成长的步伐加快,如果自我意识没那么强的话,离开了学校,离开了别人的指示,你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吗?你能看清自己的意愿吗?好像就有点迷茫了。”

梁茉想起自己拿到学校老师岗位的offer时,身边的朋友都对她说“恭喜你,终于拿到了自己的dream job”,她却说“这不是我的dream job,这是我爸妈的dream job,是我家人希望我要做的事情”。实际上她真正喜欢做什么工作,好像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有一段日子,家人对港漂的她说:“生活压力那么大,要不回家考个公务员吧。”但梁茉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她想更勇敢地承担着自己选择留下的结果,即便前路满是未知。

“就像那首诗里《未选择的路》里写的,你永远会想象自己没走过的那条路,会惦记,会向往,那是我不曾拥有过的另一种人生。”她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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